英美文學作品翻譯

中西文化差異視野下的英美文學作品之翻譯 摘 要 ：中西文化差異對文學作品的翻譯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中西文化的差異進行研究，分析西方文化對英美文學作品的滲透，進而更好地做好英美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 關(guān)鍵詞 ：中西文化；差異；文學作品；翻譯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的偉大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不同的文化對應(yīng)了不同的觀念和審美情趣。翻譯是文化信息的傳遞，是一種涉及不同語言和文化領(lǐng)域的一種文化信息傳遞活動，在翻譯的過程中應(yīng)該特別注意語言的社會環(huán)境。中西文化有著眾多差異，這種差異影響到我們對英美文學作品的理解、翻譯和鑒賞。所以，我們在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方面的研究時，不僅要研究語言，也要研究文學作品所誕生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了解文學作品反映的文化信息和思想內(nèi)涵，很好地實現(xiàn)中西文化的對接。 一、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分析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差異，這主要體現(xiàn)在價值觀、風俗文化以及思維方式等方面。 (一)價值觀方面的差異 對于價值觀體系，在西方文化中，個人是核心。而在中國，文化是群體文化，價值觀當然也是代表群體性的價值。中國人總是在關(guān)心別人在干什么,卻常常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相反，外國人卻不管別人在干什么,但卻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中國老百姓往往側(cè)重于集體利益和整體價值,識大體、顧大局，集體利益始終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應(yīng)服從集體利益。而傳統(tǒng)的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個人英雄主義,有時候甚至是犧牲他人和集體利益以謀求自身價值。個人英雄主義是西方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本質(zhì)。中西方在價值觀上的這種差異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我們可以從大量英語詞匯中得到驗證,如“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等。英語習語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等。相對而言，漢語中則有“眾人拾材火焰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 (二)風俗文化差異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因此也傳遞著不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中國,紅色最為普遍，除了表示物體的顏色外,還被看作是喜慶、吉祥、勝利、好運的象征。例如，“開門紅”指工作一開始就取得了好的成績;“走紅運”指走好運;“大紅人”指受領(lǐng)導器重的人;“事業(yè)紅火”指事業(yè)興隆。在文學作品中，“紅”也用于指年輕女性,如“紅妝”(女子盛裝),“紅顏”(少女)等。然而，英語中的“red”和漢語中的“紅”有所不同。例如,“go into red”意為“出現(xiàn)赤字”、“發(fā)生虧損”,“see red”指“氣得發(fā)瘋”、“大發(fā)雷霆”,“paint it red”意為“把某事物描繪成駭人聽聞的樣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再如，在中國，“老”在漢語中可用來表達尊敬、敬仰的意思,如“老先生”、“張老”、“王老”等都是表達尊敬的稱呼。而在西方,“old”一詞卻意味著趕不上潮流，過時等含義。 (三)思維方式的不同 由于各國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人文條件等不同，造成了中西思維方式在客觀上存在著許多差異。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維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句子結(jié)構(gòu)以主語和謂語為核心，由主到次，遞相疊加，形成“樹形”句式結(jié)構(gòu)。而東方民族的綜合思維方式，使中國人注重整體和諧，句子結(jié)構(gòu)以動詞為中心，橫向鋪敘，層層推進，形成“竹形”句子結(jié)構(gòu)。 二、西方文化對英美文學的滲透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不僅繼承了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tǒng)，同時也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羅馬、古希臘是歐洲文學的發(fā)祥地,古希臘文明一直在影響著西方文明的發(fā)展和進步。而基督教思想則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變遷,早已深深地滲入到西方人的文化方式和價值觀念之中,并以哲學、信仰和文學藝術(shù)的形式影響和促進著西方文化的發(fā)展。 (一)古希臘羅馬神話與英美文學 文化的代表是文學作品。因此,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并對其進行傳播和發(fā)揚,就必須對孕育了西方文化的那一片沃土有所了解——古希臘羅馬傳統(tǒng)文化。例如，不斷地涉獵一些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多了解一些神話傳說中的神祗和歷史典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蘊含的深刻寓意。英美文學和古希臘神話關(guān)系深遠,其主要表現(xiàn)為神話故事對英美文學作品的影響。許多西方文學藝術(shù)家們都曾從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汲取創(chuàng)作的靈感和素材。如莎士比亞、雪萊、尤金奧尼爾等。 眾多詩人、劇作家及小說家無一不采用古希臘羅馬神話來豐富他們的題材。由此可見,希臘羅馬神話極大地豐富了英美文學作品。倘若對于這些神話故事的了解不夠深刻或根本就不了解，就不能更充分地欣賞和理解這些名作,因而也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主旨和意圖,當然，對其翻譯也就會感到難以下手或表達不出原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因此，了解古希臘和羅馬神話的故事及其淵源,是掌握典故內(nèi)在涵義的重要手段之一 。 例如:“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要想完整的翻譯此句,就必須了解與之相關(guān)的一段神話故事。achille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母親在生他之后手握他的腳踵讓他在冥河中浸了浸,除了未受到浸洗的腳踵部以外,他身體的其他部位都變的刀槍不入。結(jié)果,他卻被對手用箭射中腳踵而死。因此“achilles’heel”后來就被用來代指一個人的致命弱點。所以,“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這句話就可譯為“害羞是她的致命弱點”。倘若不了解這些神話故事,在理解和翻譯的時候就會感到不知所措，無從下手。 (二)文化根基《圣經(jīng)》與英美文學 作為西方文化根基的 《圣經(jīng)》一直被人們視為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準則。它不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英語語言文化也很有很大的影響?！啊妒ソ?jīng)》不僅是基督教的經(jīng)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題材多樣，內(nèi)容豐富的文學作品,它以小說、詩歌、歷史、戲劇、書信等不同體裁,記述了不同人物的困惑、祈望與朝圣的心路歷程?！痹S多英美文學作品中,源于《圣經(jīng)》的典故不計其數(shù)。作者們在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經(jīng)常會巧妙地引用《圣經(jīng)》里的詞句和典故、人物。例如,英國著名詩人彌爾頓的三部杰作《失樂園》、《復樂園》及《力士參孫》分別取材于《圣經(jīng)舊約》故事中的《創(chuàng)世記》、《士師記》和《圣經(jīng)新約》中的《路加福音》。《圣經(jīng)》的語言,尤其是其中的典故和成語故事早已在各國文學作品中廣泛的被引用，更有甚的是有的作品中甚至直接的對《圣經(jīng)》進行整段的引用。同時,《圣經(jīng)》中又有許多典故慢慢變成習語進入到英語語言之中,成為被廣泛使用的英語詞匯,例如“noah’s ark (挪亞方舟)”、“judah’s kiss(猶大之吻)”、“solomon (所羅門)” “the 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等。而這些來自《圣經(jīng)》的文化對英漢文學翻譯者來說,往往就容易成為一個文化盲點,從而造成理解上偏差；如果對《圣經(jīng)》了解的深度不夠,就無法理解并翻譯出英美文學作品中帶有此類宗教色彩的語句。 三、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策略 近二十多年來，翻譯研究逐漸轉(zhuǎn)向文化間的比較。一般而言，翻譯中文化的轉(zhuǎn)換有兩種基本的策略：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domestication)和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異化(foreignization)。歸化與異化這一對概念,最早是1995年由美國學者venuti提出的。而他的這種思想又是受德國哲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schleiermache的觀點的啟發(fā)，即“翻譯只有兩種方法,不是譯者不打擾作者,盡可能讓讀者靠攏作者,就是譯者盡量不打擾讀者,讓作者靠攏讀者”。mona baker認為：“看一個翻譯是歸化還是異化,往往取決于文化形態(tài)的重構(gòu)，只有在考慮到改變譯入語文化的價值關(guān)系時才能得到界定?！? 1987中國學者劉英凱的《歸化——翻譯的歧路》一文,拉開了對此問題的論述的序幕。其中葛校琴指出:“當前在對‘歸化’問題的認識上,譯界同仁應(yīng)該區(qū)分歸化法的兩種前提:其一是忠實原則下的歸化;其二是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前者總體上來說是規(guī)定性的,而后者則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語中心論的,后者則是有譯語和譯語文化取向的?！蓖鯑|風認為:“歸化和異化也可看成直譯和意譯概念的某種延伸,但這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譯與意譯?！弊g和意譯之爭的靶心是意義和形式的得失問題,而歸化和異化之爭的靶心則是處在意義和形式得失漩渦中的文化身份、文學性乃至話語權(quán)利的得失問題?！钡菤w化和異化也不是徑渭分明的兩個對立面。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種特性,絕對的歸化和絕對的異化,即使從理論上講也是不存在的。因為歸化和異化無論從共時還是歷時都是相對的,所以無論采用歸化或是異化策略,其所用翻譯方法都會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相互覆蓋,因此,歸化和異化從表面上看只是兩種大的方向,其具體程度則是隨著不同翻譯方法所占的比重而各有不同,并由此延伸出策略上的不同傾向。具體來講,歸化的主要手法包括省譯、替換等;而異化則主要通過音譯、直譯和注釋等手法來實現(xiàn)。歸化、異化并不對立,二者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為不同的翻譯目的和讀者服務(wù)。 例如，張谷若先生在譯哈代作品《德伯家的苔絲》的時候,為了向譯文讀者介紹原語文化知識,增進他們對原文的了解,就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但同時又用腳注解釋說明了許多基督教的知識和英國的風俗習慣,以幫助不熟悉該作品歷史文化背景的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很多學者已經(jīng)通過考察各類作品的不同譯文,指出沒有哪一部譯作單純采用一種翻譯手法,而是采用了歸化異化互補的多元化譯法。作者還認為異化與歸化在文學作品翻譯的過程中也需要考慮到適度的問題。適度的歸化可以增強譯文的可讀性,而適度的異化則可以使讀者更加充分地了解原語文化,進而加強文化的交流。過分的歸化和異化都會阻礙對原作的理解,多元互補才是做好文學翻譯的關(guān)鍵。 作為一種跨越洲際、民族、文化的交際溝通活動,翻譯必然涉及到語言所處的特點文化背景。其中，我國當代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王佐良先生是較早開始提出將翻譯與文化研究相結(jié)合的一位作家,并先后于1984和1985年在《翻譯通訊》上發(fā)表了《翻譯中的文化比較》和《翻譯和文化繁榮》兩篇論文,他指出“翻譯理論的研究,包含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在翻譯中不僅要重視語言問題,同時更要重視文化問題。因此,應(yīng)該把翻譯置于廣闊的大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在他看來,如果不了解語言中的社會文化背景,就無法真正掌握語言，就無法翻譯出真正優(yōu)秀的作品。翻譯作為一種“文化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自身特性的影響。正是在文化這種本身所具有特性的影響下，翻譯就很難在另一個系統(tǒng)中全方位展開。 參考文獻： [1]胡超.文化思維模式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外語教學，2010年05期。 [2]何玉敏.漢英文化差異之我見，中州大學學報，2009年08期。 [3]遲慶立.文化翻譯策略的多樣性與多譯本互補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