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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
自古就是一個蝗災頻發(fā)的國家，受災范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因而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的成為古今學者關注的主題之一。早在明清時期，就出現(xiàn)了不少深遠的治蝗類農書，在蝗蟲習性、蝗災發(fā)生、除蝗技術等方面有了初步的認識和。如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通過對明代以前蝗災的統(tǒng)計、，得出有關古代蝗災發(fā)生季節(jié)和滋生地的正確認識，成為我國古代蝗災研究的杰出成就。進入20世紀后，伴隨國家建設的，來自不同專業(yè)的學者們投身于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為響應聯(lián)合國提出的“減災十年”活動，學術界更掀起了對中國災害學、災害史的研
2、究熱潮，蝗災史研究也成為其中一個熱點，出現(xiàn)了不少文章與論著。據(jù)筆者初步統(tǒng)計，20世紀以來約發(fā)表專題論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論著有30余部?？v觀百年來的研究歷程，大致表現(xiàn)出三個發(fā)展階段：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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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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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伴隨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如吳福禎、陳家祥、鄒鐘琳等人，在進行蝗蟲的分類與分布、蝗蟲生活史與生活習性的觀察、飛蝗的預測及防治工作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觸角伸到蝗史資料，以期對蝗災發(fā)生有個縱深的認識。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家祥《中國中關于蝗災之記載》(寫成于1928年
3、，1938年以發(fā)表、李鳳蓀《捕蝗古法》(《昆蟲與植病》1933年第1卷)、馬駿超《江蘇省清代旱蝗災關系之推論》(《昆蟲與植病》1936年第18期)。與此同時，一些學者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了蝗災的統(tǒng)計，如被視為中國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國救荒史》(鄧云特著，商務印書館，1937年)，就對包括蝗災在內的我國歷代災害次數(shù)與頻率作了統(tǒng)計。陳高傭編寫的《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國立暨南大學叢書之一，1939年)，輯錄出257年次的蝗災記錄。其中鄧氏所統(tǒng)計的蝗災次數(shù)多為后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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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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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意義上的蝗史研究工作開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國大規(guī)模的藥
4、劑防治蝗蟲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為了更全面弄清蝗災發(fā)生規(guī)律，當時不少學者對蝗史資料進行了整理分析。曹驥《歷代有關蝗災記載之分析》(《中國農業(yè)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討論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災發(fā)生情況，及其與旱災、水災、溫度、天敵、人類防治等因素的消長關系；并運用數(shù)量統(tǒng)計、對比分析的，繪有多種關系曲線表。這是較早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統(tǒng)計古代災害的嘗試，也是后來研究者用得較多的方法。郭郛《中國古代的蝗蟲研究的成就》(《昆蟲學報》1955年第5卷第2期)，對我國古代的治蝗成就進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館自然災害搜集組《安徽地區(qū)蝗災歷史記載初步整
5、理》(《安徽史學通訊》1959年第2期)一文是對該館編制的“安徽省近千年來自然災害分區(qū)統(tǒng)計表”中關于蝗災記載的整理分析，得出該地蝗災的發(fā)生表現(xiàn)出連續(xù)性與廣泛性、蝗災與旱災的發(fā)生有一定相關性等結論。此外還有欽白《歷代捕蝗記》(《安徽日報》1961年8月17日)，兆寅《陳振龍在農業(yè)上的又一貢獻——〈治蝗傳習錄〉介紹》(《福建日報》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劉昌芝《徐光啟對蝗蟲生活習性的認識》(《生物學通報》1964年第5期)等。
當時一些省市文史館、氣象單位也編纂了蝗災或包括蝗災在內的自然災害史料，例如廣東省文史館編《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訂本，內部出版)，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災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國家氣象局組織收集氣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氣象研究所，華北、東北十省(市、區(qū))氣象局，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合編的《華北、東北近五百年旱澇史料(合訂本)》(1975年)，上海、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氣象局與中央氣象局研究所合編的《華東地區(qū)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8年)，湖北武漢中心氣象臺編《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8年)等書，其中也收錄了不少蝗災材料。
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
